作者:余党绪发表时间:2016/8/22 17:10:44 来源:访问次数:2955
 
主题:具体思辨:高考作文命题的理性选择
内容:

高考写作越来越关注思维与表达,而且越来越聚焦于理性的思辨与表达功能的具体实现,这既是对写作测试的认识的进步,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。

  这里的所谓“理性”,不外乎两点,一是合目的性,二是合规律性。高考写作,当然要服从于测试的选拔目的;测试的是写作,也须遵循写作的规律。写作是一种精神活动,关涉价值和理念;写作是一种认知活动,关涉思维与实践;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,关涉智能与灵性,写作之综合性与复杂性可见一斑。而且,高考写作还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——考生在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场合,就预设的题目,按照特定的要求,进行目的明确的高强度写作,这种写作的被动性、功利性与保守性不言而喻。因此,高考写作测试的意义是有限的,它未必能真实地、充分地表征考生的写作能力。考试,固然不能废止,但也不能因此而迷信——我们对命题的焦虑以及急于改进的尝试,往往源于对考试的不切实际的迷信。越是迷信,所谓的改进就越可能南辕北辙。理解了这一点,或有助于我们理性地面对命题以及命题中的问题,也能更加理性地听取或褒或贬的各种声音。譬如,有人看起来评价的是高考命题,实际上他不过借高考作文来表达他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判;有人借助文学创作的那一套话语来评价高考写作,乍一听头头是道,实则与考试作文风马牛不相及。这些言论都可以理解,也应该借鉴,但须加以理性的审视与辨析。所谓“理性”,就是要充分尊重考试作文的特殊功能与写作规律。

  高考写作越来越聚焦“思维”与“表达”,说明高考写作正在摆脱非教育、非语文、非作文、非考试等因素的干扰,开始真正扮演自己的角色。长期以来,作文测试负载了许多自身负载不了的使命,像柳宗元笔下的那只蝜蝂,不堪重负,跌跌撞撞。我们曾长时间专注于价值、道德与情怀的评测,但似乎忘了,价值的意义在于信念和践行,而不在于完美的表白与高调的独白。高谈阔论不仅无益于道德改善,还给了考生以作伪的可能与空间,反而背离了道德的初衷。悖谬的是,我们往往用无声的语言纵容学生撒谎,却又转身批评学生“人生撒谎作文始”——那么多人在同一篇作文中编造出花色齐全的谎言,难道应该反思的不是题目本身吗?我们也曾热衷于一己私情之抒发,譬如让数十万考生在同一场合表达对母爱的感激涕零,将个体的情感体验纳入公共测评的等级序列,完全无视个体表达的场合、边界和尺度。我很疑惑,阅卷者究竟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判定一篇文章是真情实感,还是虚情假意。我们也曾一味指责考生的作文缺乏个性、灵性和想象力,却忘记了好奇心、想象力与批判性思维的缺乏,并不自高考始,也不因高考而终。而且,在考场上寻找一代青年的生命色彩与鲜明个性,似乎也不是最合适的场合。

  高考写作该理性回归了,作文所能检测的,主要还是考生的思维水准与表达素养,这是我对高考作文的期待,也是我理解与评判命题的基点。在我看来,2016年的10套高考作文题,分开看,各有优劣;集中看,又表现出同样的意图,那就是试图“走出滥情的泥淖”,“走向理性的清明”?,让高考作文回到本来的面目。夸张一点说,算是对“凌空蹈虚的道德口号、大而不当的人生讨论、抽象虚无的哲学玄想以及矫揉造作的造势煽情”的假大空式命题做了一个集体道别?。其中,最让我称道的是上海卷、全国卷(1)以及浙江卷。上海卷在坚持“思辨性”追求的同时,关注现实生活,聚焦“具体思辨”,一改延续几年的“抽象思辨”的套路,让“思辨”从天上回到人间,其识其智皆令人称道;全国卷(1)更换了去年的时事性材料(“小陈举报老陈”),但依然着意于引导学生在“尖锐的矛盾”与“多维的冲突”中,进行理性的选择与深度的思考,命题的立意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延续性。在赞美的同时,我也为命题者松了一口气。去年以“时事”入题,设题新颖,立意高远,赢得了众多的赞誉;但“时事”入题,须机缘巧合,敲定一则合适的时事材料,难度堪比大海捞针。今引入漫画,以小博大,竟有“管锥”之功效,堪称慧眼与匠心兼具。浙江卷的材料,以“虚拟现实”入题,确有过“虚”之嫌,但在“具体分析”这个导向上,承继了去年关于“人品”与“文品”的分析理路,值得称道。

  也有令人遗憾的,譬如北京卷。虽然转了个身,但双脚还是踏在原地,未能走出大而空的窠臼。两个题目,一个因“大”而“空”,一个因“虚”而“空”。

  “老腔”只是一个并不显赫的地方剧种,想必多数考生一无所知。仅仅在阅读了陈忠实先生的一篇关于“老腔”的短文,在考场上做了一点扫盲式的知识普及之后,就要考生理解“老腔”的内涵与意义,且认同其“已超越其艺术形式本身,成为了一种象征”的论断,这是不符合认知规律的。事实上,不管陈忠实的文笔多么老辣,描写多么出神入化,他都不可能凭借这么一篇短文,一下子就消除横亘在“老腔”与考生之间的厚厚的隔膜。“老腔”究竟“象征”了什么?基于文章做出断言,颇为勉强;“老腔”何以令人震撼?单凭文章提供的那些浮光掠影的信息,显然还不足以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。扎根在黄土地里的“老腔”,历史悠久,根深叶茂,其魅力与力量的源泉,一篇散文岂能回答?无奈之下,考生也只能凭借在阅读中得到的一鳞半爪,借着轻舞飞扬的联想与想象,去做无度的甚至无端的拔高与升华了。

  从命题所内涵的思维方式看,这是一种机械的、直线的、贴标签式的思维方式。仅凭一篇文章,就可以给一个地方剧种贴上传统文化、民族文化、民族精神的标签,继而呼吁大家去传承与发展吗?一旦“老腔”被定位成了宏大叙事的象征,学生还怎么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呢?即便有再多的隔膜,也不得不将其上升到传统文化的继承、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民间文化的弘扬这样的高度,大而化之,笼而统之,不着边际地宏论一番。因“大”而终至于“空”,因为“空”而终至于“假”,这是此类命题难以克服的痼疾。

  当然,不是说高考命题除了“思辨”,别无他途。但即使是想象性的写作,也应该尊重考试的目的与规律。恰恰在这里,北京卷的另一个题目“神奇的书签”,也值得商榷。“它能与你交流,还能助你实现读书的愿望”,提示语如此贫乏和苍白,既难以唤醒考生日常的生活经验与知识积累,也难以激发学生有效的联想、想象与思考,看起来很开放,实际上等于放任自流,让考生自说自话。一场严肃的写作,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没有来由的“头脑风暴”。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考生的想象是合理的,他的虚构是有依据的,他的“设想”是有意义的?这样的“开放”,与测试的公平追求与效度诉求有没有矛盾呢?

  什么样的预设最合理?有人认为限制条件越少,预设因素越简单,学生的思想就越开放,表达就越自由,写作质量就越高。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命题的预设与学生的表达之间,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。抽象的看,限制固然会束缚人的思想和手脚,但换个角度看,在特定场合和背景下,预设和限制却能提供思考的坐标与参考,甚至框架和线索,考生的思考反而因此而变得清晰、明朗和深入。而且,也保证了测试的公平与公正。

  此外,情感、想象、个性、灵感、悟性这些东西,通常难以规范的考试来检测,一旦纳入考试性写作,要么牺牲写作,要么牺牲考试,结果都是两败俱伤。考试似乎不该去做自己力所不及、力不从心的事情,想象性写作命题应该慎之又慎。

  相比之下,基于公共知识与事实、公共逻辑和公共价值的思辨性写作,更适宜做检测的对象。因为,知识与事实的真与假、有效与无效,逻辑的完备与否、周全与否,价值判断的是与非、正与误,都是有共同判定标准的。

  说到“思辨”,上海近几年的探索值得借鉴。其实,作为一个命题因素,“思辨性”一直出现在各省市的题目中,只是因为上海率先明确地标举“思辨性写作”的价值,并且连续多年来坚持命制“思辨性”的作文题,人们更多地将“思辨性”与上海卷联系在一起。上海的“思辨性”题目,在十几年前的“杂”与“忙”等话题作文中已露端倪。表面看,“杂”、“忙”都只是一个概念,但实际上,在具体的语境中,任何人都会联想到与之相对的概念,如“纯”,如“闲”,写作中必然会发生比较与辨析。

  从2011年开始,这样的命题连续出现:

  2011年:“一切都会过去”与“一切都不会过去”。

  2013年:生活中,大家往往努力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,但世界上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。

  2014年: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,所以你是自由的;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,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。

  2015年:人的心中总有一些坚硬的东西,也有一些柔软的东西,如何对待它们,将关系到能否造就和谐的自我。

  这些命题其实差异不小,比如2015年的题目,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几年的思辨框架。不过,总体看,它们的共同点还是大过不同点:都由一对对立的概念或判断组成,构成矛盾的“二元”。这看似矛盾的“二元”,实际上是站在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得出的不同的判断或结论。题目意在引导学生多角度看问题,换个角度看问题,培养学生多元、开放、理性的眼光与态度,更全面、更辩证的看待社会与人生。比如2013年的题目,“更重要”的标准是什么?显然,“重要性”因人而异,因时而异,因地而异,因场合而异,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一人、一时、一地、一事,而要转换角色,变换视角,既保持对人生与生命的敬畏与审慎,又保持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与不懈的超越欲望。应该说,上海卷不仅开风气之先,而且极力践行,奠定了思辨性写作在语文教学以及高考写作中的地位。

  在不断探索过程中,这种命题的不足也逐渐显现了出来。这种“二元”概念(或判断)之间的思辨,只要“换个角度看”,两个“对立”的判断均可成立。这样的论断具有强大的普适性,这样的讨论也就具有了更多形而上的意义。相反,在具体的生活与社会实践中,这些无往而不胜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,倒显得空洞而浮泛。比如2014年的题目,它虚拟的“自由”与“不自由”的情境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生。我们的生命,不就是一个自由与不自由交织的过程么?我甚至想到了死亡,死亡是无可选择的,但我们却拥有人生“道路和方式”的选择权。但在日常生活中,“沙漠”这样的绝境毕竟极少,不仅“道路和方式”可以选择,“穿越不穿越”也是可自由选择的。但题目设置了一个“单向度”的空间,你只能在这个维度上选择。这样讨论关于“自由”的问题,还有多少“自由”!

  这是一个典型的“抽象思辨”的命题,它是“思辨”的,但缺乏生活的温度、生命的热度与人生的硬度,因而是不“具体”的,写作也易沦为空洞的议论,更像是“高中哲学的作文版”。浏览上海考试院发布的当年作文,发现大多是这样的套路:人是自由的,换个角度看也是不自由的;人是不自由的,换个角度看也是自由的;自由中有不自由,不自由中有自由;没有绝对的自由,也没有绝对的不自由……经过十多年的训练,聪明的考生们早练就了这套万金油式的话语逻辑,据说这也叫“辩证法”。但是,这种正确的废话,这种教条的套路,不正说明了思维的惯性、惰性与劣性吗?有鉴于此,上海阅卷组的周宏老师提出上海的“思辨性”作文应该来一个“拐点”。?

  值得肯定的是,今年的十套高考命题都规避了这种“二元对立”的命题模式,而且大都提供了“多元”并存的选择,让考生在比较与辨析中,做出基于自我认知和偏好的理性判断。全国卷(2)列举了“提升语文素养”的三条途径,山东卷列举了旅程中不同东西的不同用法,天津卷列举了几种现代人的阅读方式。选项不仅是多元的,而且彼此是并列的、互补的,而不是对立与对抗的,命题意在引导考生比较优劣,考辨利弊,自我整合,自我抉择。这几个命题在内容设计上都指向“具体”的学习、生活与人生,无教条可依,可公式可套,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“抽象思辨”所带来的简单化思路和公式化套路,这是应该肯定的。

  但在设题上,因思辨的内容缺乏具体的冲突与矛盾,难以激发深层次的比较、辨析、评估、选择等思维活动,考生在思辨的开拓上难有大的作为,这是它们的美中不足之处。像全国卷(2),课堂有效教学、课外大量阅读、社会生活实践,三者都是“提升语文素养”的有效途径,显然这不是一个有你无我的选择;作为学生,要在三者之间做出主次、优劣、轻重、缓急的比较,知识与学识似乎又不够。于是,写作只能平面展开,顶多排个序而已,思辨的锋芒因此而黯淡了许多。有论者说这个题目更适合教师来写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  相比之下,上海卷和全国卷(1)在“具体思辨”的内容设计上,因其具体而真实的矛盾冲突,给人强烈的冲击。无论什么事,一旦“具体”了,就不能含糊其辞,一言以蔽之,不能一分为二,左右开弓,也不能避实就虚,各行其是,更不能和稀泥,兼收并蓄,而是必须面对,具体分析,合理论证,明确选择。只有在这种具体的思辨中,考生的理解、分析、比较,论证、评估和自我完善的思辨能力,才能得到真正的展现,表达能力也才能因思辨的真正展开而绽放出自己的魅力。

  “评价他人的生活”是现代社会司空见惯但未必道理自明的现象,无论是在法律规则上、道德伦理上,还是在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上,都还存在诸多迷误。题目由三个递进关系的句子构成:

  “人们的生活更容易进入大众视野”,这是社会开放、技术革命、文化变革带来的必然结果,没有对错,我们无法改变,只能面对。这是本题目涉及的背景与环境,也是讨论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之所在。

  “评价他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常见”,这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,也内涵了价值上的质疑与反省。谁在评价他人生活?谁有权评价他人生活?他人的哪些生活我们能够评价?怎样评价他人的生活?评价与干预、干涉、干扰有什么不同?评价的标准、法律尺度、伦理规则在哪里?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,“常见的”未必是正当的。这就需要学生的质疑与分析了。

  第三句话“这些评价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”,评价的作用是多元的,无法回避的事情更需要理性的分析与直面。我看到有专家说谁也无权“评价他人的生活”,似乎题目在法律上存在瑕疵。这显然将“评价”的内涵狭隘化了。“评价”可能沦落为诽谤、窥探隐私、妨害别人的生活,干涉他人的自由,但“评价”也可能是一种舆论的力量,“围观”的能量,是文化生活的一种方式,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。讨论这样复杂的问题,切忌简单化、情绪化和一刀切,粗暴的思维与专断的人格,不适合理性、温和地讨论问题。有人提出“评价”的边界问题,认为只有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事情,才能进入“评价”的范畴。这个原则总体看是对的,但这个判断也包含了一些可能的偏差。比如,“家暴”问题大多发生在私人空间,别人可否置喙呢?显然,我们需要具体问题,具体分析。

  这个题目关注具体的、现实的、鲜活的生活,聚焦生活中具体的、需要澄清的矛盾与问题,引导学生在开放的、多元的、不必承担更多表达风险的空间中,做自主的、理性的分析与表达,真正做到了既关注思辨,又关注生活。而且,它培养理性的现代公民的高远立意,也将“立德树人”落到了实处。

  与上海卷大相异趣又异曲同工的,是全国卷(1)“奖惩之后”。其差别在于题材,而共鸣在于“具体思辨”的价值取向。如果说上海卷关注的事件本身具有强烈的内在冲突性,那么,全国卷(1)中的四幅漫画,有着尖锐的对比性、多维的指向性、反常的关联性与鲜明的暗示性,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,进而激发考生的联想与深思,让漫画的理解直接指向对当下社会文化心态的反思与审视上。“高分”既可能得奖赏,也可能得贬斥,这折射了社会生活的复杂与多元,需要具体的分析与思辨,而非简单的概括与结论。

  我理解的“具体思辨”,“具体”是基础,“思辨”是灵魂。没有“具体”的冲突与矛盾,就不能激发和引导考生的深度思考与理性思辨;有了“思辨”,生活才能展现出它丰富多彩、错综复杂的魅力。在“思辨性”作文已被广为接受的情况下,如何做到“具体”,也许是以后的命题更须认真对待的问题。

  顺便说,只有在具体的思辨中,学生的表达素养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。“具体思辨”是个真实具体的任务,你必须调动所有的表达素养来完成这个任务。所以,那些“名人开会,名言荟萃”的引用,那些“屈原向我走来”式的万能素材,那些“内容不够、修辞来凑”的技法,都难有用武之地。表达策略与技巧,离不开思想、文化与思维,技术一旦失去了内容的依托,技术反而成了累赘。因此,具体思辨的命题,才能相对有效地考察出学生的表达素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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